保交所联合国泰人寿等9险企通过区块链验证

内容摘要：　[17][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7页。

[17][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7页。

[17]10，36英国思想家洛克指出: 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21] 雅维茨: 《法的一般理论———哲学与社会问题》，朱景文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

这种间接的代议民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出现民主全面崩溃、法制荡然无存的局面，是与极少数不怀好意的人发动 造神运动、鼓动对领袖人物的迷信、盲从和愚忠密不可分的。第四，它为社会自治开辟了广阔空间，把不应或不宜由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管理的事务交由社会自我治理。注释: [1] 张文显: 《法律文化的结构及功能分析》，《法律科学》，1992 年 5 期。辛亥革命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先进力量，致力于组建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与其他爱国党派和进步力量进行政治协商，宣布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了做到司法公正，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公正这个主题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行动自由是自由的外在状态，是根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目标选择而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能力。举例来说，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都有不少代表联名提出法律案，但这些提案都因各种原因而不能进入大会审议议程，代表们兴致勃勃、辛辛苦苦提出的立法议案，最后实际转化成了一种类似立法建议性质的东西。

⑤参见汪铁民：《中国立法步入精细化时代》，载《中国人大》2014年第3期。但是，由《立法法》予以规定，显然更有利于节约立法资源，加快立法速度。但是，什么叫条件成熟，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很大，而且很多时候立法提案权在国务院，即使条件成熟了，但国务院不提出法律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很难启动立法程序。所有法律均由国家机关提案而进入审议程序，不符合立法的实际要求，也没有反映立法活动的基本规律。

⑩如果如上所述，较大市立法就是那么几条，内容简明，是否违背上位法一目了然，是完全可以改为备案的。三是，可否考虑较大市立法的批准改备案问题。

八、确立法院在立法监督中的应有地位 在我国，立法监督是个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因此，建议将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作为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11)但我们仍须承认，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既存在冲突的一面，也存在不相冲突的一面。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扩大法的范围 增加基本原则 激活提案权 法院监督 。

比如，前些年奥运会、世博会时，北京市、上海市在特殊情况下就有获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立法的必要。第四类是军事法规、军事规章。⑦ 长时间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见，就是要求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解释宪法的程序，并设立类似宪法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对各种法的违宪情况进行审查监督。为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979年的地方组织法和1982年宪法，包括此后的几次法律修改和全国人大对经济特区的几次授权，到2000年制定《立法法》时，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在地方，除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州、自治县有权立法外，其他行政区域内，只有较大市以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才叫法。

第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共同性地方性事务，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能否进行所谓区际协同立法。这种情况应否允许存在，是值得研究的。

《立法法》在附则中做了规定，以显示它们与前面各类法的形式的较大区别。当然，大幅度扩大法的范围，可能会遇到省、市、自治区的反对，这需要做艰苦的协调工作。

⑧参见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以下。②最后，《立法法》对它的调整范围做了以下分类：第一类是宪法。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2014年立法计划，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已被纳入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法律议案的计划。②参见刘松山：《立法制定过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上、中、下)，载《中国司法》2000年第6、7、8期。但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研究：一是，所谓法，它的实质内容无非是一种分配和调整权利义务的规范，只要这个规范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它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在不同的范围、不同的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都应当受到肯定，很难说它们就有优劣高下之分。第三类是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规章。

这些规范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法，但《立法法》在叙述了上述几种法的形式后，也另款给了它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在具体内容中专门对它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做了一些规定。因此，建议修改《立法法》时统筹考虑建立起以法院为中心的立法监督体制，已有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监督体制继续保留，但是，具体的监督更多地依赖法院。

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能否出具指导意见以及指导意见的效力都并不相同。六、完善地方立法权限 《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空间做了规定，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建议在修改法律的过程中做以下一些讨论和研究： 一是，明确规定，地方立法不得重复、照抄上位法。

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严格说来没有立法权，但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它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而且其效力还高于由民意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但是，这样的立法监督体制效果并不理想。

2007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在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和本市地方性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浦东新区政府可以就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制定相关文件在浦东新区先行先试，浦东新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就综合配套改革做出相关决议决定。建议明确规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违背法律的，有权不予适用，可以建议违法的制定机关予以改变撤销，并同时逐级上报直到报送最高法院，通过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违法法规的审查要求。他还明确提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担负起宪法监督的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这种情况决定了国务院在一定意义上有将自己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授予地方的空间。

比如，是否可以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议程中留出机动时间，专门为代表团和一定数量的代表联名提出法律案提供程序保证。严格说来，这些规范才算是名正言顺的法，《立法法》在总则中确认了它们的地位。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的决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叫做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比如，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维护法制统一原则，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等等。

制定《立法法》时，曾经有一个设想，就是将较大市的立法由批准改为备案，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的省、自治区反对而作罢，但从扩大地方立法自主性的要求出发，批准是可以也应当改为备案的。现在，上海的自贸区管理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国务院能否授权上海市对行政法规进行变通执行？或者将应当由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授权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而上海市的浦东新区也出现一个上海市能不能向浦东新区授权的问题。

地方立法应当坚持有特色、解决问题、在本地方管用的原则，反对求大求全、盲目追求体系和体例。⑤改革开放开始的一段时间，立法处于起步阶段，经验不够丰富，改革又带有很大的探索性、试验性，立法需要为改革留下空间，因此，立法内容就偏于原则和粗疏，更多的具体措施依赖于配套法规做出规定。这个授权决定迄今已有30年，国务院凭借这一授权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制作了数量不菲的法律询问答复。

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推出的十分重要的改革性举措就是，在立法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上下工夫，推动立法向具体化、精细化方向发展。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对宪法具体条文做出过针对性的解释，极少对违反宪法的下位法公开行使监督职权，根本性原因就是，除了宪法的概括性规定外，对于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具体条件、启动程序以及此后的运转程序，尚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所以，在授权决定中明确授权的具体期限，是十分必要的。三是，对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法律指导意见予以研究规范。

现在，1982年宪法已实施三十多年，全社会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充分发挥宪法的作用，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纠正各种违宪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必须充分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必须充分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类似情况在其他行政区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省级立法机关能否将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授权下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做出规定？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立法机关能否将应当由自己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授权同级政府制定规章？建议在修改《立法法》的过程中通盘考虑这些问题。